洛克菲勒家族第四代:家族传承更多来自慈善 而非生意

作为家族第四代，佩姬在延续、创新家族和中国的慈善传统，将中国的慈善家与全球各国的慈善家联合起来，推动战略慈善。

洛克菲勒家族，世界上最为显赫的财富家族之一，在近百年内，为中国捐赠了协和医学院等众多教育、科研机构。作为家族第四代，佩姬在延续、创新家族和中国的慈善传统，将中国的慈善家与全球各国的慈善家联合起来，推动战略慈善

佩姬?杜拉尼（Peggy Dulany）第一次到中国，就走进了北京协和医学院。1998年前后，佩姬和父亲戴维?洛克菲勒（David Rockefeller）一起来到中国。在位于东单的协和医学院，佩姬看到了瓦绿门红、砖青柱赤、雕画精巧入微的一座座中西合璧的建筑。

1913年，佩姬的曾祖父老洛克菲勒（John D. Rockefeller,Sr.）创立了洛克菲勒基金会。1917年，洛克菲勒基金会开始在中国建立协和医学院。1921年学校建成开学，小洛克菲勒（John D. Rockefeller Jr.）从美国乘坐轮船，在海上航行了一个多月后，赶到中国出席开学典礼。

参观中，看着曾祖父和祖父打造的杰作，佩姬有些激动，“协和医院看起来非常棒。”此后，每次到中国，总有人告诉她，协和医学院依然是一所非常好的医疗机构，有许多优秀的医生。“我为此感到高兴。”佩姬告诉慈传媒《中国慈善家》。在近一个世纪内，协和医学院都是中国最好的医科大学，也是洛克菲勒家族和中国的连接点。

作为洛克菲勒家族的第四代，佩姬在探索家族和中国的一个新连接方式。她第一次来中国，就带着一个目的。她多年前创办了全球战略性慈善组织—希奈戈研究所（SynergosInstitute），她希望联合中国的慈善家，续写洛克菲勒家族与中国的另一种情缘。

10年后，她的梦想实现了。打造世界慈善合力包括洛克菲勒家族对中国的付出在内，佩姬对自己家族的伟大成就深感骄傲，但个性独立的她不愿“不劳而获”地享用这些家族遗产，她要自己创立一番事业。

佩姬生于1947年，在她风华正茂的上世纪60年代，一场巨大的社会变革正席卷美国。历史中，青年学生通常充当着社会变革运动的主力军，这一次也不例外，他们提出在保守者看来过于“激进”的主张，高喊关于爱、正义、自由与和平的口号，尽情宣泄对当时主流文化、制度的不满和批判，对妇女、少数民族处境的同情，对和平的渴望以及对环境与未来的担忧。

洛克菲勒家族第三代掌门人戴维·洛克菲勒在其自传中写到自己的女儿：“佩姬有强烈的社会正义感，这促使她去怀疑她自己获得巨大财富和机会的体制是否公平，因为与此同时，数百万人正陷入贫穷……她相信，我所代表的资本主义制度是一个主要问题。”

大学入学前的那个夏天，佩姬17岁。洛克菲勒家族在巴西里约热内卢的朋友邀请佩姬去做客，佩姬提出要求，她要“做些有价值的事情”。抵达不久，她便加入了一个人类学团队，研究当地棚户区。

然而，显赫家世却给佩姬的自我建设带来诸多困扰。一位记者得知有洛克菲勒的家族成员在此，发誓要找出佩姬，并为此悬赏。这让佩姬做出了一个重大决定，她隐去自己的父姓，改用母姓（Dulany）。在佩姬看来，改姓引发的矛盾似乎并不像乃父所描述的那样尖锐，“当时我很年轻，跟别人见面时，他们只会注意到我的名字是洛克菲勒，我想去建立个人的关系网络太难。”佩姬告诉慈传媒《中国慈善家》。

进入大学后，佩姬继续投入社会工作。1969年，她从拉德克里夫大学毕业，考取了哈佛教育学院，获得硕士学位，紧接着又取得了博士学位。那段时间里，她大部分时间在国际劳工组织（ILO，InternationalLabourOrganization）设立的STEP（反对社会排斥和贫穷策略和措施）项目中担任联合主任。

在波士顿，她靠自己谋得一份在公立学校任教的工作长达6年。改姓后的10年里，没人知道她来自那个声名显赫的洛克菲勒家族。

佩姬的自我建设取得了阶段性成功，她已经不必过多担心她的身份认同问题，可以自信地依靠家族影响拓展自己的社会关系网。她回到纽约，进入其父亲创立的城市合作关系组织工作。“那时，我已很清楚自己能做些什么，擅长什么，这让我感觉很好。”佩姬说。

1987年，佩姬凭借其构建的关系网，在曼哈顿一个贫民区的小楼房内创立了自己的第一个非营利组织—希奈戈研究所。该组织构建了一个慈善网络，由许多国家的民间组织领袖组成，致力于在战略层面解决贫困和不平等问题。“如果我听说某个国家出了什么问题，我可以联系该国致力于解决该问题的基金会或个人，然后帮忙建立联系，如此，我就成了供需之间的桥梁。这是我创立希奈戈的初衷。”佩姬说。

如今，希奈戈的足迹已遍布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该组织曾让卡内基公司为津巴布韦的教育和饮用水计划提供基金；为麦克阿瑟基金会和一个法国香槟酒的董事牵线，使他们联合建立了莫桑比克最早的慈善基金会，为当地的学校建设筹措资金。

多年的社会工作及其家族影响让佩姬颇具国际视野，在她眼中，纵然美国和英国有很好的慈善传统与环境，但他们缺少与南半球国家的联系，而美国多数的捐赠者都局限于本土，极少关注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存在的问题。

2001年，佩姬与父亲戴维又在希奈戈之下成立了“全球慈善圈”（GPC,GloblePhilanthropistsCircle），这一组织更倾向于凝聚政商家族之力，探讨更多的则是“战略慈善”话题。

如今，该组织已成世界富豪的顶级俱乐部，笼络了来自全球超过100个主流政商家族，活跃人数约300人。其中包括惠普创办人之一的休利特(Hewletts)家族，摩根士丹利（Stanley）家族，菲律宾巨富Lopez家族、巴西新亿万富翁Marcos de Moraes以及创立摩洛哥外贸银行的本杰隆（Benjelloun）家族等。

佩姬经常以小圈子形式举办多种富豪聚会，通过成员之间的沟通交流，使不同国家不同地区的一些社会问题得以解决。给中国富豪带来反思来华前，佩姬对遥远的中国早已神往，“我非常喜爱中国文化，当然还有宗教和艺术，它深厚、丰富多样，如此多的圣哲依然在对今天的中国乃至世界产生影响。”佩姬告诉慈传媒《中国慈善家》，对于她来说，思考中国文化是巨大的乐趣。“这对我来说是极好的学习资源。”

在佩姬眼中，21世纪的中国正处于“一个谈论慈善话题的好时机”。“改革开放”让这个贫弱的国家焕发出生机，众多中国企业家获得了成功，同时，深厚的传统文化让更多家族开始思考如何花钱而不再是如何赚钱，“慈善”开始进入中国富豪家族的视野。

中国转变之迅速让佩姬惊讶，因为在短短二十几年前，她的父亲见到的是截然不同的另一个中国。

1972年，尼克松访华，中美停止了20多年的邦交得以恢复。1973年，佩姬的父亲戴维在美国国务卿亨利·阿尔弗雷德·基辛格（HenryAlfredKissinger）以及中国驻联合国大使黄华的帮助下，得以来华访问，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首个来访的美国资本主义银行家。那时，中国“文革”尚未结束。

他先飞到香港，然后辗转至广东，忍受着中国沿海城市夏季的高温潮湿，自己提着行李从罗湖入关，高音喇叭将《东方红》等革命歌曲硬推进他的耳朵。他遇到的中国人都冷着脸，他甚至担心此行是否“有来无回”，直到他巧遇正在从中国离开的本蒂克斯公司总裁，心里一块石头才算落地。

在北京大学参观时，主持会议的是3个“革委会”的年轻红卫兵，而副校长则一言不发，作陪而已—中国人民不欢迎资本家。终于，临行前他“意外”受到了周恩来的接见。洛克菲勒第三代访华，注定被写入史册，正因如此，洛克菲勒基金会得以在1980年代重启对华慈善支持。时过境迁，二十几年后，佩姬来到中国，受到的是中国企业家“追捧”一般的礼遇。

芝加哥唐纳利家族投资基金管理人、美国西部慈善论坛主席、美国白沙投资集团总裁艾略特·唐纳利（ElliottDonnelley）告诉慈传媒《中国慈善家》，在杭州，一次佩姬与中国企业家会面，有近百名企业家参加。佩姬提议，希望他们介绍自己的同时，还能介绍自己最感念的人是谁。此举让等待发言的人不得不改变事先准备好的故事，重新思考。“进入那个会议室，对于他们来说不啻于一次反思自我的机会，让他们变得更温和、包容和谦逊。于是，有人开始讲他们的祖母如何挽救了他的故事。”唐纳利说，“佩姬不止是把人联结起来做慈善，而是她真正触及了人性，努力帮助所遇到的每一个人都变成最好的自己。”

佩姬对中国企业家这支慈善力量抱有很大信心，她早前在纽约接触到了一些中国企业家，发现这些企业家很热衷于慈善。因此，她决定吸纳中国力量进入GPC。2011年，佩姬再次来华，这一次，她带着具体目的而来—寻找可以结盟的中国富豪家族。自此，她每年至少会来中国两次，每次逗留月余。

新时代的中国已有了太大改变，与其祖辈对中国援助式慈善的实验方式有所不同，她想要联结中国的现代慈善力量，做另一番尝试，而并非单一地“输入”。“我们想要了解中国的家族，尝试把他们与国际化组织，与其他国家、慈善传统背景的人们联结起来，看是否会产生好的效果。与此同时，其他国家的人们也对中国很感兴趣，他们希望学习中国的企业家、慈善家的经验。”

佩姬为GPC成员的加入定了高标准，只有“富豪”的名头还不够，加入者要有很强的家族观念，要透明，要关爱家人及他人；另外，还要对慈善有战略性思考，乐于且善于与他人合作。“加入TNC的牛根生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GPC高级总监Anna说。“在中国大陆，我们发展了3个成员，分别是牛根生、王兵和卢德之。此外还有两个华人家族，分别来自台湾和印度尼西亚。”

“深入了解中国的人们真正关心什么，对我来讲可谓意味深长，这使得我来到中国不仅是出于工作的目的，也有一些私人化的情感联系。仿佛可以感受这个国家的心跳，而不只是感受这个国度的智慧。”佩姬说。慈善资本家洛克菲勒家族与中国结缘最早可追溯至1863年，那一年，24岁的老洛克菲勒将他的第一桶煤油卖到了中国，他打出的广告口号是“为中国灯加油”，在那以后，他就时常捐出些小钱给在中国已经初步发展的浸礼会的信徒。而此时，标准石油公司（StandardOil）还未成立。

对老洛克菲勒，除了“富豪”之外，类似“贪婪的资本家”这种评价在中国颇为常见，过去几十年的中学生课本中，他通常充当反面教材。然而，一个世纪以来，中国一直从洛克菲勒慈善帝国中汲取养分，中国是除美国本土以外，接受洛克菲勒家族慈善投入最多的国家。早在上世纪初，甚至更早，洛克菲勒家族慈善脚步甫一踏出美国本土，便来到了中国。

上世纪初，老洛克菲勒向美国参议院提交了一份议案，申请获得“免税经营执照”，受益主体，是计划中的“洛克菲勒基金会”。该基金会的宗旨是“在全世界造福人类”；一周后，美国标准石油公司又向美国最高法院提交了“反托拉斯案”的上诉辩护状。在当时，老洛克菲勒的标准石油公司面临“垄断”的指控甚嚣尘上。

两案并出，老洛克菲勒从“强盗男爵”的肉身中幻化出另一副骨骼—慈善大亨。他垄断了美国的石油产业，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十亿美元财富量级的富豪，再用被平民主义者称为“混杂着劳苦大众血和泪”的石油作为燃料，亲手点燃了现代慈善的灯火。迈出现代慈善的第一步，便要创立国际性慈善组织，众人迷惑。

有人说老洛克菲勒此举是为了冲淡自己前半生的深重罪孽，他是虔诚的浸礼会信徒，他想上天堂。但历史似乎不愿过于偏向此种论调，老洛克菲勒一生捐出了5.3亿美元，其中有4.5亿直接或间接地投给了医学。一百多年后的今天，洛克菲勒家族财富已绵延六代，此间，该家族构筑的庞大慈善帝国一直在履行它最初的承诺。当时的人们或许很难料想，老洛克菲勒与安德鲁·卡内基（AndrewCarnegie）会被誉为“现代慈善之父”。

1891年他捐建了美国芝加哥大学，并且，多次拒绝用自己的名字为学校冠名。该大学于翌年10月正式开课。自创建以来，芝加哥大学培养了诸多杰出人才，该校学生、教员和研究人员中先后有超过60位获诺贝尔奖获得者。

十年后，老洛克菲勒又捐资成立了美国第一所医疗研究所—洛克菲勒医疗研究所，短短几年时间，对流行性脑膜炎、小儿麻痹、黄热病、梅毒等疾病做出了突破性的研究，扎扎实实将世界医学向前推动了一步。

在其好友、同是浸礼信徒的牧师盖茨（FrederickT.Gates）建议下，老洛克菲勒决定在离开人世之前，“以永久慈善事业的法人团体的形式将巨大财富作最后处置”，由此，1913年，洛克菲勒基金会宣告成立，首批捐资1亿美元，小洛克菲勒当选为基金会主席。1921年，小洛克菲勒造访到中国，这次东方之行，是他唯一一次来到亚洲，也在日后被载入史册。一个家族与中国的百年慈善早在洛克菲勒基金会成立以前，老洛克菲勒本想到中国办一所与芝加哥大学规模类似的培养综合人才的大学。为此，先后于1908、1914、1915年三次派员来华考察。考察团队看到了在中国发展医学教育的迫切性，洛克菲勒基金会开始在北京筹办这所集教学、临床、科研于一体的高标准医学院，为此，还专门设立了洛克菲勒驻华医社，后更名为美国中华医学基金会（CMB, China Medical Board）。

1915年6月，基金会斥资20万美元购买了北京“协和医学堂”作为医学院校址，定名为北京协和医学院（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简称PUMC），为符合“高标准”的规模，又以12.5万美元的价格另外购买了医学堂附近的豫亲王府。主持建造的，是当时世界一流建筑设计师柯立芝（CharlesH.Coolidge）。

起初，建造预算100万美元，至1919年底，建设学校费用竟已达750万美元。而超出的预算则要归因于小洛克菲勒的一句“不惜代价”。

小洛克菲勒热爱艺术品收藏，他一直醉心于中国清代瓷器，为买到银行家J·P·摩根（JohnPierpointMorganSr.）生前收藏的一批中国花瓶，他曾再三“求”父亲借款予他，以购买这批价值200万美元的心头所爱，那时，他已经40岁。终于，他得到父亲的“资助”，在收到这批花瓶式时，他坐在地板上，像孩子摆弄玩具一样，将那些花瓶转来转去，爱不释手。他学习关于中国瓷器的专门知识，以让自己成为一名出色的藏家。

修建协和医学院时，柯立芝考察建筑原址，他深为中国建筑的壮丽与雕梁画栋所倾倒，不忍损毁重建，便与小洛克菲勒说明情由，小洛克菲勒要求他“不惜代价”地保存外观。柯立芝不负所望，在保留建筑外观的同时，室内装修及一应设施，均以西方现代医学的“高标准”打造，很多考究的装饰材料、器械均从美国运抵，超预算7倍有余，也便成了必然。

要配得上如此富丽堂皇的“硬件”，其“软件”更令人惊叹。在当时，德国医疗水平领先于世，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初期，美国先后有逾千名医生入德学习，他们从德国带回大量的先进医疗技术及医疗体系到美国本土。1893年，著名的约翰?霍普金斯医学院在美成立，院长正是德国留学归来、被誉为美国医学泰斗的韦尔奇（William H. Welch）。

在韦尔奇的主持下，洛克菲勒基金会为协和医学院招兵买马，其中就包括约翰?霍普金斯医学院的医疗人才，一切皆向约翰?霍普金斯医学院看齐。据此，协和医学院事实上不只是当时的“远东一流”，甚至可以入围“世界一流”之列，更重要的是，协和医学院的成立，近乎为当时中国装上了一道引进现代人才之门。

协和医学院于1921年正式落成，胡适参加了典礼，他在日记中写道，“是日典礼极严肃，着学位制服参加列队者，约有一百余人，自有北京以来，不曾有这样一个庄严仪式—罗氏演说甚好。”其中“罗氏”则指在典礼上演讲的小洛克菲勒。

协和的建立，为中国培养了如林巧稚、吴阶平、诸福堂等一批顶尖名医，在中国建立起了培养现代医学人才的体系，而这些中国现代医学精英，一人往往可开办一所甚至多所医院或学校，为日后中国现代医学发展打下了基础。

协和医学院成立之初，中国没有一所综合性大学能够达到协和期望的医预系水平。为此，洛克菲勒基金会斥资捐助13所综合性大学，以提高其教学水平，过程整整持续八年。这其中最大的资助对象是当时中国的世界级一流大学—燕京大学。

协和医院是洛克菲勒在海外单项拨款数目最大、时间延续最长的慈善援助项目。

洛克菲勒基金会对中国医疗的投入，逐渐延伸至其他自然科学的相关领域，主要集中于与医学有关的生物、化学、物理等学科。例如，洛克菲勒基金会曾援助清华大学成立生物系，并为清华大学生物馆的建造捐助了一半经费，41250美元。

此后，洛克菲勒基金会在华投入领域再度扩展，延伸至中国的考古学、遗传学、农学、经济学等学科的研究。著名的周口店“北京人”挖掘和研究项目便是在其资助下完成。1929年底，中外学者在协和解剖系合作鉴定出举世闻名的“北京猿人”头盖骨。

历史总是善于讽刺，1951年，中国政府将协和医院收归国有，同年，曾作为“邪恶资本主义”的代名词、被共产主义者视为不共戴天之仇敌的洛克菲勒家族，在美国却成了资本主义的“叛徒”。是年8月，美国众议员科克斯提出一项议案：调查某些教育和慈善基金会的“非美和颠覆性活动，及违背美国利益与传统的目的”。随后的调查中，洛克菲勒基金会被罗列一系列罪名，其中最主要的是该基金会30余年中在中国斥资数千万美元，为中国培养了大批人才，而这些人才大多在朝鲜战场上与美国年轻人厮杀。4年后的1955年，该调查才以指控不成立而宣告结束。

2000年前后，洛克菲勒基金会逐渐淡出中国，但这并非洛克菲勒家族与中国情缘的终结。如今，洛克菲勒家族第四代代表佩姬·杜拉尼正带着她的慈善事业活跃在中国。她对中国慈善事业的发展充满信心，在她看来，中国企业家群体正在向专业的慈善家转变。“我在中国开始看到这样一种变化：即从一般意义上的行善向针对问题根源的更加具有战略性的慈善转变。”佩姬说。

建立慈善家关系网络

慈传媒《中国慈善家》：你创建的第一个主要慈善机构是Synergos（希奈戈），它最重要的功能是什么？是让跨国慈善更有效率？

佩姬·杜拉尼：Synergos建构了一个慈善家网络，这一网络由许多国家的民间组织领袖构成。比如某个成员在某国工作，那么别的成员就可以通过他了解到除了投资之外还能做哪些事，以便对那个国家的发展提供帮助。我们能够使他们与优秀的组织或当地的慈善家们联合在一起，做慈善的同时也在交流慈善经验，帮助人们进行社会投资。慈传媒《中国慈善家》：促成合作本身就是一种慈善？

佩姬·杜拉尼：慈善家可以是联结者，因为慈善家有机会与决策者、商业领袖和别的慈善家们及优秀的社区团队打交道。例如，成为某个机构的董事会的一员，发挥你的才能和影响力去帮助他们清晰地了解相关情况，这也是一种通过自己的长处和资源来进行社会回馈的方式。我们强烈地感受到，领导者们能够用他们自身的成就与人脉帮助那些缺少这些资源的人。

好比做生意一样，做慈善也是一种技术活，需要好好地学习、研究。所以我强烈建议世界上各个国家的人—不只是中国的—花点时间投入其中，不要想一蹴而就。举个例子，在非洲做生意，不要只是去跟那里的商业人士谈生意，也要深入农村、学校，去了解当地到底缺什么。这样一来，当你在一个国家做生意的时候，你也在思考怎样让那个国家向前发展，使其变得更好。

慈传媒《中国慈善家》：在你看来，对于慈善，甚至对于不同种族、不同文化之间的融合，“人际关系”有何特殊意义和作用？

佩姬·杜拉尼：我们的慈善事业是要做好事，并且对自己所工作的地方抱有信心，这都要基于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信任。如果你在某国认识一个人，并且你能够和他发展起信任的关系，那么这个人又认识那个国家中别的从事慈善工作的人士，这样一来，你就借此与更多人建立了关系网络。基于这一点，你可以坚信你要做的事能够产生有意义的结果。

这个星球上有太多的人口，并且还在增长，许多人缺乏生存所需要的资源，国与国、民族与民族相互冲突，但是解决问题的手段并非是要通过战争或政治上的斗争，而是要通过人们相互欣赏和彼此信任。这种欣赏和信任不能只存在于我们生活的小的社会群体，还要扩展到更大的范围，这样才能消弥误解、冲突及偏见。

慈传媒《中国慈善家》：对此你很乐观？

佩姬·杜拉尼：我所看到的是，越来越多的人，无论年轻人还是老人，都开始反思自己，并且试着变得更好。我看到秉持美德的团队在逐渐壮大，因为从大环境看来，希望这个世界变得更好的人们在增加。与此同时，我当然也看到可怕的冲突仍在上演，这种冲突不仅限于国与国，甚至是国家内部的。我觉得，唯一的解决之道，在于更多的人们开始关注这些问题，变得更有爱心，敞开他们的心扉，这样便自然而然地会战胜这个世界依然存在的怨恨、暴力、剥夺与冲突。中国慈善家从行善到战略慈善转变

慈传媒《中国慈善家》：你的祖父小洛克菲勒对中国文化，特别是中国瓷器情有独钟，你对中国文化有怎样的了解？

佩姬·杜拉尼：我非常喜爱中国文化，它丰富、多样而深厚，它不是某一种单一的力量，中国历史上众多的圣哲依然在产生影响。例如儒家思想，仍然对现今的中国甚至世界产生着的影响；包括佛教，以及其他令人惊异的艺术家。所以对我而言，中国有如此悠久的艺术史与传统，研究中国文化是一项巨大的乐趣，是极好的学习资源。

慈传媒《中国慈善家》：你在中国会接触很多富豪家族和慈善家，对他们有哪些了解？

佩姬·杜拉尼：我不能透露所接触的中国家族的信息。我们接触了相当多成功并且开始思考慈善的家族，但是他们大多都局限在中国国内。也有一些人开始思考，是否可以在非洲或者世界的其他地方做些什么。我尤其被他们对环境的关注所触动。我接触了很多慈善家，例如，阿拉善SEE生态协会，他们在慈善上颇具策略性。

慈传媒《中国慈善家》：在中国，哪些家族是GPC的理想目标？

佩姬·杜拉尼：在选择中国成员的时候，我们希望能够找到一些这样的家族：他们不但已经在做慈善，而且希望能够推动中国慈善的发展。我可以去其他国家开展学习之旅，也可以带其他国家的慈善家来中国，但是，中国的网络必须依靠中国人自己去发展才行。我们遇到了很多人，他们衷心希望能用自己的方式—商业和慈善—帮助中国成为一个更好的国家。

慈传媒《中国慈善家》：在你看来，中国企业家群体在公益慈善认知方面是否有一些深层的变化？

佩姬·杜拉尼：中国有很长的慈善历史，比我所知道的其他国家都长，但这个传统有过一段时期的中断，那时中国人还没有很多钱。但让我很惊讶的是，中国很快就出现了私营部门，允许人们赚钱，紧接着，人们马上想到了回馈社会。据我所知，一开始的趋势是慈善（Charity）—我将之与针对问题根源的战略性慈善（StrategicPhilanthropy）区分开来—最初的想法是建学校、医院，赈灾等，都是一些非常具体的事情，而并不是去思考我该如何与其他团体合作，来从根源上解决问题，无论是环境问题还是贫困问题。所以，我认为，我在中国开始看到这样一种变化，即从一般意义上的行善向针对问题根源的更加具有战略性的慈善转变。

慈传媒《中国慈善家》：你个人对Synergos的捐赠在减少，为什么？

佩姬·杜拉尼：原则上，我并不想捐赠10%。当我们规模还很小的时候，我可以提供10%的预算。现在，我们规模大了，我们有大笔的经费，所以，我现在自己提供的预算也少了。这是一种战略性安排，因为如果一个人投资90%的资金，那么别的人会说“好吧，那我还有必要再投么”。我们真的想使其变成大家都能参与其中的机构，让大家都能贡献自己的力量。

慈传媒《中国慈善家》：Synergos是否会在中国开展具体的慈善项目？

佩姬·杜拉尼：我们在中国展开业务的方式是同那些想学习到更多经验的中国慈善家们一起合作—他们想要知道如何使他们正在做的事业更具影响力。在别的国家，我们以不同的方式工作，我们所独有的专长是创建我们称之为“社会—个人”的伙伴关系，以便解决当地社会中所存在的严重问题。在中国，只有当我们被邀请参与，并且有可能参与到解决问题的各个部门时，我们才会这样做。我们对中国还很陌生，依然在建立信任链条的过程中。现在回答这个问题还为时尚早，因为这取决于我们所建立起的关系，以及在中国通过协作式工作解决社会问题的人们的兴趣点。

慈传媒《中国慈善家》：与中国还没有达成充分的信任？

佩姬·杜拉尼：信任的问题不只是在中国才有。需要一定的时间来了解他人，建立起信任。我们是一个外国组织，在许多国家，当你以一个外国组织的身份进来时，总是会让当地人思考，他们是谁？他们想要干什么？他们的动机是什么？所以，我们需要非常有耐心。

你要知道，这个国家基本上包揽一切，所以它还不是一个有效的公民社会。中国和许多其他国家不一样，国有企业与公民社会之间并没有足够的信任与合作。所以，在我看来，这是需要一步步来的，并且取决于中国社会如何决定自己的未来，以及他们想如何操作。但是就目前而言，它同我们之前所工作的许多别的国家相比，确实是不同的。家族基金会成为家族传承的纽带

慈传媒《中国慈善家》：你最早的慈善启蒙源自何处？

佩姬?杜拉尼：我小的时候，我的家庭总会谈论关于回馈的问题，并且认为如果一个人手中掌握资源的话，那么他有责任将这些资源回馈给他人。所以我很早就有这种慈善的意识，但是我有很多还需要学习。当我住在巴西里约热内卢的贫民木屋区的时候，我还并不是一个慈善家，而是作为一个学习者，那的确是我的一场学习之旅。这一经历让我从中深有体会，就是慈善的最为本初的定义在于对人类的爱，而并非是你捐了多少钱，慈善是你付出自己的技能，动用你的人脉资源，发挥你的影响力。

慈传媒《中国慈善家》：对于开创自己的慈善事业，你受家族中谁的影响更多一些？祖父？还是父亲？

佩姬·杜拉尼：我很小的时候爷爷便去世了，所以我没受到他多少影响，更多来自于我的父亲。在我成立Synergos之前，我从他身上学到了与人打交道的技能。在北非，他人缘甚广，当他被引荐给某个人的时候，他开始与对方交谈，并且当对方提到别的听起来有趣的人时，他会说“哦，我对他非常感兴趣，你可以帮我引荐吗”，他会充分利用这场引荐，进而结交更多的人。这样一来，他就发展了信任的链条。不仅仅同那些做生意的人，也包括那些从事社会福利工作和有社会影响力的人。他凭借信任及人脉开创了自己的事业。正是学习到这一点，我开始成立Synergos。

慈传媒《中国慈善家》：作为名门之后很多时候会更有优势，同时，是否也存在一定的劣势？

佩姬·杜拉尼：当我还很年轻，大约19或20岁的时候，我还没有建起立自我认知，所以当我跟别人见面的时候，他们会注意到我的名字是洛克菲勒，这是他们唯一所考虑的。我觉得对许多“下一代”而言，这是一个挑战。富人或名人的下一代怎么才能真正地成为他们自己，而不只是顶着一个响当当的名字。

有些人不经思索就接手他们家族的生意，如果他们觉得这很适合的话，那当然很好，他们不需要过多担心。但是有些人想弄清楚自己对事业的追求，对于这种人，我觉得去一所学校，或者去别的公司谋得一个职位，应该是非常有用的。即便他们最终还会回到自己的家族企业中去，但他们有了一些独立的经验。

慈传媒《中国慈善家》：也就是说名门之后反倒要更重视树立独立意识和自我认知？

佩姬·杜拉尼：对我而言，自我认知及自觉意识是成长过程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不再只是追随别人的脚步，而是真正地意识到自己是谁，能为这个世界贡献什么。对我而言，这是长时间在生活中修习后的结果。

慈传媒《中国慈善家》：对于家族企业来说，除了领袖的能力外，家族办公室是否必不可少？

佩姬·杜拉尼：我们家族能有一个家族办公室是非常有益的，最初只是为我们家族而服务，雇有专门处理税收事务、法律事务、慈善事务、会计事务甚至旅行事务的人员，可以提供全面的服务。我们逐渐发现，它对家族生意极有帮助，所以我们现在发展成了多家族办公室，即做我们自己家族的投资，也为其他家族进行服务，这已经成为我们家族的一门生意。当家族积累起大量财富后，有方方面面的事务需要照管，家族办公室能让这些事务得到集中处理，确保一切有序进行。

慈传媒《中国慈善家》：洛克菲勒家族可以延续六代而不衰，密码是什么？

佩姬·杜拉尼：我会说，使得我们家族传承五、六代的原因，更多地来自于慈善而非生意，此外，一些家族基金会也成为家族传承的纽带。洛克菲勒基金会不再直接与家族有关系，但是有一代代洛克菲勒家族成员建立起的其他基金会，作为“训练场”，它能为家族每一代人提供成为更有影响力的慈善家的机会。

慈传媒《中国慈善家》：除了物质财富，家族还要传承些什么？

佩姬·杜拉尼：要将一些核心价值观一代代地传承下去，例如诚实守信、回馈的义务。并且我越来越会强调，从我这一代开始，要将自我发展及自我觉醒的意识传承下去，因为这样才能在世界上成为一个更好的公民。